駱胤鳴

柏西（左二）的父親被抓到戰俘營之前拍的全家福。 　　本報記者 劉 歌攝
　　4月的荷蘭，綠色的大地被溫暖的陽光籠罩。然而，印尼日軍集中營荷蘭幸存者柏西·科維納斯女士的回憶，卻把人帶回到半個多世紀以前那段黑暗、陰冷的往事中。“吃不飽飯、動不動就挨打，我們不知道這樣悲慘的日子什麼時候能到盡頭，也不知道我們能不能活著出去。”
　　坐在記者對面的柏西看起來和藹、樂觀，身體健朗又有活力。如果不是看到1942年她在印度尼西亞的照片，很難想象這位滿頭白髮的荷蘭老人，會和遠在太平洋上的爪哇島的集中營有什麼聯繫，而這種聯繫是纏繞她一生的徹骨之痛。
　　柏西的父親名叫盧斯恩·科維納斯。在上世紀30年代，他被荷蘭政府派往印尼，擔任荷蘭皇家東印度陸軍的牧師。1938年，柏西在爪哇島出生。對她來說，童年的幸福時光剛剛開始，便被日軍終結。
　　“1942年的一個晚上，突然有很多日本人闖進我們家，當著我們的面把父親押走。”第二天，柏西和母親、姐姐也被押送到了位於爪哇島關押荷蘭戰俘家屬的集中營，而父親則被關押到位於萬隆附近的戰俘營。
　　柏西當時4歲，已經能記事了。“我至今還記得，日本兵如何用槍托和胳膊肘把母親打倒在地，沒有人敢上前扶她，我和姐姐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母親被折磨。如果有誰敢站出來，日本兵只會變本加厲地打她，站出來的人也將遭到惡毒的懲罰，甚至被曬死或被打死。”
　　“大人們有乾不完的重體力活，每天卻只給很少的東西吃。吃的是現在人們用來糊紙盒的那種糨糊，可即使是這種糨糊，也從沒吃飽過。集中營里有各種傳染病，痢疾、黃疸、瘧疾、霍亂很常見，沒有藥，一旦生病，日本人就命令把病人運走，病人幾乎沒有治好的希望。”
　　與刑罰、饑餓和疾病相比，看到阿姨們被“被日本兵帶走”，是更令小柏西感覺恐怖的事情。“日本兵每天輪流帶走不同的阿姨，有一次差兩個人，他們就揪出了兩個才14歲的荷蘭女孩充數，兩個大姐姐嚇得跪在地上直哭。這時有兩個阿姨站了出來，要求用自己替換她們。第二天，其中的一個阿姨回來了，她踉踉蹌蹌地走到床邊，默默地坐在那裡發獃，她的眼眶淤青、臉腫得嚇人，身上的連衣裙全被撕破了，露出的手臂、腿上全是青紫色的傷痕……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，但我感到無以名狀的恐怖，因為另一個阿姨再也沒有回來過。小時候我最怕的就是有一天我媽媽也這樣被帶走……”
　　“比起那些沒能活著出來的人，我們一家算是幸運的。戰爭結束後，我們終於和父親團聚了。”柏西說，母親很堅強，為了保護孩子們忍辱負重地在日本人鞭打下屈辱地活著，離開集中營時，身材高大的母親體重已不足90斤。
　　1953年，柏西被送回荷蘭上學。本以為飽受創傷的心靈會得到親友的慰藉，可是她失望了。“在荷蘭的親戚們抱怨著他們在歐洲經歷的戰爭和饑寒，羡慕我們一家在印尼，他們根本不相信我們在印尼經歷過非人的苦難。”這令柏西非常氣憤，“難道拿不出證據，我們所受的苦就白受了嗎？我從那時起，就對證據格外敏感。至今，我還保留著父親在爪哇島戰俘營關押期間的登記表。”
　　一同從印尼回來的阿姨們的經歷也讓柏西心痛。“每當她們有人開口講述集中營里噩夢般的生活時，就會被周圍人打斷說，不要讓過去的不幸將生活變得更糟；把你們的遭遇埋在心裡，不要說出來給我們聽。”柏西說，許多阿姨從此對那段經歷保持沉默。
　　“可是我無法做到沉默！”柏西說，“日本在二戰時，對亞洲人民和戰俘的家屬犯下了令人髮指的罪行，這段歷史要讓全世界都知道。”為了讓更多人瞭解這段無法迴避、不應忘記的歷史，柏西曾多次前往韓國、菲律賓，參加緬懷慰安婦的活動。她還以回憶集中營生活為主題，寫成了一本傳記，並以荷蘭文和英文出版。
　　(本報阿姆斯特丹4月25日電)